克服权力缺席的过程，在逻辑上也是克服责任缺席的过程。
[40]人们在发生矛盾、纠纷之际之所以会寻找司法途径解决，找到法院/法官进行裁判，不仅在于司法权背后具有国家强制权力的支持，更因为当事人相信法院/法官会公平裁决案件，会还自己一个公道，或者是秋菊所谓的一个说法。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朱晋华、李绍华先后在天津《今晚报》、《天津日报》上刊登的寻包启事，即为一种悬赏广告。
这种在无法可司的前提下作出裁决的案件，其所确立的规则后来为国家法律所正式认可，而这类案例也就被称为创制型案例。故要求气雾剂公司、厨房用具厂和春海餐厅共同赔偿医疗费、治疗辅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学习费用、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今后生活补助费、未来教育费、未来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1659551．63元。一面则是由规则缺失，法官却不得不判决所带来的对司法专制的担忧。然而，就没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法律事项来说依法裁判的宣称只是一种合法性修辞，也即法院/法官力图通过对与其他案件事实关联的制定法规则的适用，掩盖无法可司的现实困境，然后在作出判决结论时，笼统地修辞为依法裁判，使裁决获得合法性的表征。如前所述，就特定的生活问题，如悬赏广告案中悬赏广告及其效力问题，贾国宇案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
除了无法可司之外，创制型案例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法律规则的创制，这主要体现在创制型案例确认案件裁判规则，而且所确认的规则最终为制定法体系所认可。在现代社会，不仅政治上的分权要通过法律、法治来保障和实践，而且生活中的各重要方面都围绕着法治原则展开，生命、自由、财产、秩序都只有在法治的支撑中才能得到保证。这些车主年龄大，离开‘麻木没有就业出路，只好暂缓强制执法。
执法者根据情境一线弃权、折扣执法或选择性执法，可以缓解法规与社会、法律系统与生活实践的张力。与麻木相关的偏好差异在全国有相当的普遍性，法律成为重要的应对手段。从目标和后果看，常态执法是贯彻实施法律，对法律所确立的权利和利益格局予以确认并保障实现。这种矛盾会外化在行政绩效考评机制中，给执法者带来困扰，从而导致执法维系弹性格局。
南山市开展禁麻运动时，没有采取改善老城区交通状况的措施，引导麻木车主重新就业的力度也不够。与执法对象的协商，还可以缓解法律系统与生活实践的张力。
[30]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范愉译，王亚新校，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8页。麻木车主抵制执法的过激行为往往容易被社会和民众谅解，而如果交警有过激行为，则会立即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31]贺雪峰、刘岳：《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在生活实践中，社会群体不满足于立法的制度安排，不断对基层执法施加影响，进而形成社会压力，它传输进行政体制后会对执法者形成行政压力。
2008年5月，区交警中队曾开展过一次执法运动，将37辆载客的货载麻木拖带到中队大院，最终只强制报废其中两辆非常破旧的（价值不会高于罚款额），强制拆除35辆麻木的车篷和车座。[25]李路路：《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2期。情既有情节、情况等事实关系的含义，也有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的意思，还有平常人之心的意味。到2008年几次开展执法运动而收效甚微时，弹性执法的格局初步形成。
（2）载货麻木在禁行路段行驶。面对社会压力，执法者会放弃严格执法，根据情景调整策略，最终就成就了弹性执法。
对于执法者而言，应当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充分认识到社会稳定的维护在于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通常的严格执法时，执法者与执法对象处于对立状态，但能得到围观群众道义或行动上的支持。
个案分析表明，执法行为是微观执法场景中执法者与执法对象、围观民众互动的结果。由于街头执法监督困难，管理者很难根据交警的投入来衡量其工作努力程度和绩效，只能根据目标进行量性责任管理。法是国家制定的规范，是实定的、成文的判断标准，而情、理是非实定的、自然的，没有条文、先例、习惯等实证基础。[13]参见韩志明：《街头官僚的空间阐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19]禁麻的法规以交通安全和城市环境为价值出发点，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但并不能取得所有群体的支持。策略是主动性的，而战术需要把握偶然性的机遇。
既有视角难以有效解释本文关注的回避激烈矛盾的执法不严现象。而交警在知识和信息上占据绝对优势，对执法过程享有支配权，控制着事情的节奏和进程。
最后，消极的法治后果可能扭曲中国法治建设。主要利用个案研究的优势，揭示执法互动过程，识别相关影响因素，为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和法治实践提供新视角。
六、弹性执法的后果和风险 实践表明，基层执法的复杂性远远被低估了。然而，若一线弃权成为惯性，消极后果不断累积，最终会被市民发现。
禁麻执法个案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分析普遍执法模式的机制，即以个案来展示影响一定社会内部之运动变化的因素、张力、机制与逻辑[12]。在这一环节，还需要贯彻科学思维，提高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南山市晚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麻木违法运营的相关消息，甚至有时会指责交警。第三，执法对象激发的社会话语压力。
除了查阅政府公文、汇报材料、统计资料外，还对相关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主要包括某交警中队的干部和执勤交警、在市区运营的麻木车主、在市区非法运营的单轮出租摩托车（摩的）车主和普通市民。如果说，弹性执法对执法者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那么，从依法治国的要求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来看，弹性执法应当缩小到合法的裁量权范围之内。
老子有高血压，气病了跟你没完。交警必须保持足够的敏感和警惕，根据具体情势执法。
由于基层执法环境喧嚣而杂乱，蕴藏着种种风险，执法者很容易生发惰性，一线弃权或选择性执法。交警能够清楚的意识到弹性执法的保护作用：第一，在街头环境中执法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执法者不至于遭遇人身危险。
但由于执法阻力太大——被激怒的死者亲属找政府闹事，一阵风过后，地方政府不再严格执法，土葬依然盛行。【摘要】以湖北南山市禁止机动三轮车的交警执法为例，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尝试对一类执法不严现象做出解释。为了回避激烈矛盾，执法环节的妥协，又会违背法治思维，延续轻视规则的法律文化。此后，交警执法力度更不如从前，用一些麻木车主的话说，自那以后，开麻木安宁多了。
2007年4月开展禁麻运动之后不久，执法实践就让交警意识到实现禁麻目标的困难。[21]从制度秩序上讲，立法环节应当形成切实可行的规范秩序和法律法规，执法环节则是对既定法律规范秩序的实现。
多人违法和群众围观的场景，对交警的执法策略构成制约。执法因此需要一定的弹性，以创造性地面对社会现实。
因接受贿赂或畏惧权势而执法不严时，执法者与执法对象处于同一战壕，而与民众处于对立状态。执法是具有权威性的活动，当遇到障碍时，执法者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